胡永杰│吾师吾友吾草堂 ——漫忆诸师友、《杜甫研究学刊》与我的杜甫研究之路
《杜甫研究学刊》四十华诞了！它创刊时，我大约刚上小学，从未远离过我家所在的村子附近，不知外面的世界如何，也没有理想将来要当文学家、科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杜甫研究者。回想这个过程，我一直暗暗庆幸自己的幸运，如不是遇到了诸多极好的师友，真不敢想象自己的人生道路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师友包括学者，也应包括《杜甫研究学刊》、杜甫读书会这样的刊物、团体。我想选取其中几位，追述这个过程，以为对《学刊》的一瓣心香。
一
从头追溯的话，应该承认我自幼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杜甫确实有些相通之处。我的祖父、父亲在农村属于爱读书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家人多有些文化气。不过，我小时却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的财富，觉得这个家庭太过文弱，常常有意叛逆它。后来上大学中文系，在课堂上听老师们讲《诗经》《楚辞》、陶诗、唐诗等，我竟一下子被震动了，发现文学原来和我一直感到头疼的那些字词、背诵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和人生相通。而且从多位教我的老师身上，我看到他（她）们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中所蕴含的东西是一致的。我有些恍然若悟：原来文学是这么一回事，人生原来还可以这样去活！也不禁感慨：我还是摆脱不了家人身上的那点儿禀性。
当然，大学期间我对杜甫还没有自己的感觉，那时喜欢的是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诗歌中的味道。与杜甫结缘则是后来在首都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我刚考上硕士时，由于心里胆怯，给导师王新霞教授写过一封信。我记得信中说过大约这样的话：我生长于农村，学业上没有什么好的基础，但农村和家中生活对我也有一些好处。读陶渊明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我能感受到我家院子里的味道，特别是晚上那种味道：夜晚人静时，父亲在桌前永远不知疲倦地读他的书，写他的笔记，母亲在床边哼唱她的赞美诗，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看我的书。当我累了，走出屋子，到院子里踱步，那是我感觉最美的时刻：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唯有父亲昏黄的窗户，母亲隐隐的歌声，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与天上的星光月色相映衬。而从“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中，我也能读到跟家人下地干一天活儿结束，坐下来喝一杯并不甜美的茶水时的味道。王老师并没有直接回复我，她为人严谨，我是有些怕她的。但熟悉起来后，她却常说我是块做学问的料子，这让我有些意外，不过心里还是高兴，开始对自己有了些自信。
新霞师和我的另两位老师朱宝清教授、王军教授都是前辈学者廖仲安先生的学生。廖先生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我大学期间即读过他关于杜甫的一些文章和《陶渊明》一书，到了首都师大，和他的关系及对他的感情自然更进了一步。从新霞师等老师们的言谈中，我听说廖先生终生挚爱杜甫，即便晚年记忆力减退，对生活中很多人和事已记忆淡漠，但唯有对杜诗，凡有提及，无不随口而出，津津乐道，清晰如昨。有一次他笑谈自己年迈，更是放言：“我为杜甫而活！”新霞师还告诉我，她从1980年开始跟从廖先生学习，廖先生的教导有两条，她一直记忆深刻：一是要求她要“心中有诗”，从《诗经》，到汉魏六朝诗，到唐诗，凡所涉及的诗歌佳作，学习时必要熟读成诵，力求记到心里。廖先生说，这看似是笨方法，但在年轻时打基础阶段却是一个难得的积累过程。心中有诗，就能进行比较，辨高下，见传承，就不会轻易地人云亦云。有些东西趁着年轻把它记到脑子里，慢慢就变成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了，否则永远是书里的。二是要求她在无数作家中要抓住大家，精读李杜。他说，读懂李杜，就好比站到了高山之巅，更能看清众山的峰峦。大家者，犹如东岳泰山，意境雄浑，包罗万象；名家者，如同峨眉奇峰，聚一时之秀。李杜诗歌内容之波澜壮阔，艺术上众体兼备，出神入化，足以说明唐诗是大巧，宋诗是小巧。这些话我当时虽尚不足以完全认识它的含义，但能感觉非常精彩、深刻。处于这样的氛围中，我自觉不自觉中也对杜甫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而且当时廖先生正带领朱宝清师等在进行萧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四号教学楼有一间“杜集校注”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有关杜甫的资料，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我自己也见过廖先生几次，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后晚上聚会，朱宝清师还专门请了廖先生参加。从为数不算多的几次见面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位谦和而坦诚的人，话语不多，但从没有虚话。我听说过一则关于他的故事，说他很早就有机会做博士生导师，但他却说：“我的一些老师们还没有带博士，我怎么能带？”把这个机会给推辞了。这则故事我只是听说，没有求证过，但我相信，以他的谦逊，有这一做法实不足为奇。还有一件事则是我亲眼目睹。当时我已毕业，从郑州到首都师大参加学术会议，廖先生也出席了此会。午饭时会务组安排我负责陪伴他，其间一位先生走过来问候，廖先生因年事已高，就是想不起对方是谁，同桌的先生们帮着介绍，他还是想不起，最终依旧是实实在在地说：“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很小，大家过后也许早忘记了，但它却触动了我：这就是廖先生，即便这样的小事，也不愿虚话应酬过去。
坦诚地说，硕士时期我虽对杜甫有了些特殊的感情，对学术研究也有了兴趣和一定信心，却实在不敢去触碰杜甫研究这个畏途，硕士论文并没有选择以杜甫为题。不过现在回想，其实廖先生和王新霞师、朱宝清师、王军师等这个集体所营造的氛围，已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埋下了杜甫研究的种子。2016年，我专门请新霞师带我去廖先生家中拜见，把我协助葛景春师完成的著作《杜甫与地域文化》奉呈给他。廖先生很高兴，在我随身携带的他的著作《反刍集》《反刍集续编》上写下了“胡永杰永学”的话，并专门钤上“选杜红学将无同”的印章，他说这枚印章是为俞平伯先生80寿辰而刻。遗憾的是，我研杜尚无所成，2017年4月廖先生即驾鹤而去，我唯一稍感到心里踏实的是，我在他生前当面向他禀报了我也走上了杜甫研究道路的这个消息。
二
我真正走进杜甫研究，则是缘于葛景春先生的鞭策和鼓励。葛先生是河南唐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性学者，我上大学中文系时就知道他，心中以他为骄傲。第一次见到葛先生是2004年。那年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学生到会旁听，看到葛先生也来参会，就专门向他打了一个招呼，以了多年的仰慕之情（后来我和葛先生闲聊，提及此事，他竟然记得）。没想到05年毕业，我竟到了他所在的河南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不知这是否是一种因缘。其实我到文学所时葛先生已经退休，第一年并没有机会见面，但第二年院里出台了返聘一批退休学者做资深研究员的政策，他回到了所里，我们成了同事。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幸运。
更幸运的是，不久葛先生告诉我和另两位年轻的同事屠青、孔令环，他正在承担一个《杜甫与中原文化》的课题，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很忐忑，毕竟硕士时候已经深知杜甫研究的难度，但又忍不住兴奋和冲动，心里虽没底，嘴上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怀着忐忑，硬着头皮，我走进了以前根本不敢想的杜甫研究之中。反复阅读杜集，读新旧《唐书》等史籍，检索、搜集相关资料，天天琢磨杜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我所承担部分的初稿完成了。葛先生竟然没有太多批评我，而是给予了鼓励，并且说一些观点、行文风格，如非硬伤，应该尊重各自的特点。这项工作不仅迫使我集中阅读杜集、思考杜甫，更主要的是由于葛先生的宽容和鼓励，使我树立了继续做杜甫研究的信心，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师生之谊。2010年，葛先生主持《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再次命我参加。我和另一位年轻一辈的学者隋秀玲老师协助葛先生，经过四年多努力，于2014年结项，2016年出版。这两个项目下来，我走上研究工作已是十年，在葛先生的督促指导下，大部分时间是在和杜甫打交道。不论成绩如何，在情感和心态上，算是和杜甫研究结下了难解之缘。
也正是杜甫研究和葛先生的原因，我和《杜甫研究学刊》的关系也密切了起来。作为一名中文系和唐代文学方向的学生，我自然很早就熟悉《杜甫研究学刊》，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刊物，是杜甫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上边发表都是名家的论文。但就如我最初对于杜甫的心态一样，有仰止之情，实无走近的理想和信心。直到2011年，葛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我读后尝试写了一篇书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给了《杜甫研究学刊》。没想到很快就被编辑部采用，发表了出来。刚好这年8月底，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由四川师范大学承办，在成都召开，葛先生命我和另一位同事郭树伟博士一同参会，我得以第一次来到了杜甫草堂和《杜甫研究学刊》所在的成都市。身在成都，自然不可能不心系草堂。恰恰会议间葛先生告诉我和树伟，草堂及《学刊》编辑部拟邀请他会后去做客，希望我俩能一同前往，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不过我早已经按捺不住去草堂的冲动，在随葛先生去拜访的前一天下午，就独自先去了一趟。因第二天要专门拜访，那次便没有走进，而是围着草堂、浣花溪转了一下午，把周边看了个遍。第二天中午，在编辑部彭燕老师的迎接下，我第一次走进了草堂。记得当时被邀的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邝健行先生及随他同往的香港中文大学梁树风先生，草堂和《学刊》则有周维扬先生、许世荣先生、李霞锋先生及彭燕老师等接待。
参加李白年会和拜访草堂之后，在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从重庆乘船出三峡，至宜昌才转乘火车回郑州。第一次草堂、成都、巴蜀之行，竟然是这样一种备受礼遇，满是诗意的方式，至今想来仍觉得难以置信。初次相见，即宾至如归，从此以后，我内心便把《学刊》和草堂以老朋友视之了。2012年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草堂举行，我第二次拜访。其中一天，我特意一大早起来，独自到寂无一人的草堂中漫步，想感受一下它“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的味道。2015年，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成都举行，会后，我和郝润华老师等一行相伴到草堂内《学刊》编辑部拜访，到后才发现，与会的学者们都在不约而同地一拨拨赶来。其情其景，使我不由想起杜甫当年的描述：“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有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他有情怀，重情义，想让草堂也成为成都的友人们乃至燕子、飞乌的家园，但他可能预想不到，今天这里更是成为了全国学者甚至境外学者们的家园。
杜甫初到成都时有云：“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府》）尚有一份孤独和惆怅。而我从第一次到草堂和《学刊》编辑部开始，体验到的即是他重回草堂时的感觉：“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草堂》）每念及此，总是不禁感慨、动容。
三
2014年对于杜甫学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或者说一个时段。这年《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出版了，稍后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先生的英译本《杜甫全集》，日本学者下定雅弘、松原朗先生主持的日文本《杜甫全诗译注》也相继出版，这是杜甫研究一个大丰收的时节。而我这时心底却再次涌起了忐忑不安之情。因为这年我们完成了葛先生主持的《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项目，经过这十年的工作，我已经不可能和杜甫研究脱去关系，但接下来离开葛先生的直接指导和课题依托，我该如何独立去做杜甫研究，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一时又不容易获得思路的难题。这个时刻，两个方面的师友给了我督促和启发：一是杜甫读书会，一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李浩教授。
我在2014年当年便决定通过再次求学来提高自己，并有幸考取了西北大学李浩先生的博士。恰恰也是这一年，《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的彭燕老师和我联系，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的鼓励下，她和几位年轻一辈的杜甫研究者打算成立一个杜甫读书会，每年搞一次学术活动，邀我加入，并希望第一次活动能在杜甫故里巩义市举办。
加入、操办杜甫读书会对我具有双重压力：一是我没有操办学术会议的经验，能不能办好，心里没底；二是我能不能拿出像样的杜甫研究成果来参加读书会，心里更没底，非常惶恐。第一重压力不算大，因为刘跃进先生和彭燕老师等与会师友都非常宽容，彭燕老师甚至鼓励说：“不用担心办不好，如果实在困难，我们大家吃盒饭、住帐篷都没关系！”当时和我同所的孔令环、铁道警察学院的赫兰国、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的张冬艳三位从事杜甫研究的同仁主动和我一起操办，葛景春师亲自指导，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的同事们，在巩义市、登封市工作的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也纷纷出面帮忙。所以，第一次杜甫读书会办得虽简陋，但最终一切顺利。第二重压力才是真正的挑战。毕竟读书会是小范围内同仁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而且将是一系列活动。对于我而言，小型学术活动和大型学术会议的不同在于，大型会议中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参加者，不会被重点关注，论文即便写得不太好，也不至于感到太大压力。但小型活动不同，参会者都很熟悉，每人都是主角（而且读书会后来采取论文提交者和评审专家一对一的评议方式），这样就要求我写出的论文，必须有较大的新意，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如此才不枉每年大家的辛劳操办，才可坦然面对师友们的期待。也就是说，我在完成葛先生主持的项目之后，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去做杜甫研究的迷惘，现在因为读书会，成为了当下就得必须解决，至少得有突破口的现实问题。
真是得庆幸我总是很幸运。因为我这时正在李浩师的门下，对他从唐代士族向两京迁移之潮流和唐代文人园林别业之居住方式的视野研究唐代文学的方法和思路，已经有了感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杜甫的家族不正是“士族中央化”大潮中迁移到两京地区的士族之一？于是我开始有意从这一视野来审视杜甫，时时回味杜甫诗中的一些表述。我意识到，学界关于杜甫是洛阳巩县人、京兆杜陵人、襄阳人的说法，并不是唐代文人中的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我后来发现，和杜甫关系密切的韦左丞丈韦济，其实这两个家族的交往历史颇为源远流长。至少在前秦时期，韦杜两家就在长安是互通婚姻、往来问吊的世交通家。后来大约在前、后秦之间的赫连勃勃时期，两个家族都迁往了襄阳。至唐初，他们又都迁往了洛阳一带，杜氏成员或占籍洛阳之巩县，或直接占籍洛阳，韦氏则占籍于郑州的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附近），后来韦氏大约于韦济的祖父韦思谦时迁回了京兆韦曲，杜氏没有再迁移。像他们这样，在汉末至隋唐时期政治、社会环境的驱动下，经历反复迁移，最后集中到两京地区的士族，乃是唐代两京文人的主要构成。他们的迁移，可能不仅仅是地域层面上的变迁，其中也应蕴含着文化品格方面的异变和新的融合。再如杜甫提及他在洛阳的陆浑庄和土娄庄，学界普遍认为两者是一处，陆浑庄就是位于首阳山的土娄庄。但唐代陆浑山在洛城之南陆浑县一带，首阳山在洛城之东偃师县，当时很多文人在陆浑山一带都有陆浑庄，唯独杜甫把首阳山的别业称为陆浑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疑点。论者之所以对此视而不见，应该主要是由于认为唐人在两京地区建家立业不易，杜甫家中不可能在洛阳拥有两处别业这样一种认识的阻碍。但总体考察唐代两京文人的别业则可发现，当时一个文人家庭建有两处甚至多处别业的现象并不罕见，如宋之问在洛阳所知者即有嵩山别业、陆浑山庄、首阳山旧庄三处；岑参父亲早逝，在两京“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丘”，可谓贫困之至，但他仅在洛阳一带却有嵩山别业、王屋山青萝斋、缑氏山西峰草堂、陆浑别业至少四处别业。可见有些别业的营建其实并非难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断定杜甫的陆浑庄应在陆浑山一带，也可看到园林别业和包括杜甫在内唐代两京文的人生活及文学创作关系之密切。总之，我隐隐感觉到，如果从中古士族迁移、唐代两京文人生活居住型态的视野来考察杜甫，有可能对其一些生平行迹做出新的考定，也有可能对其政治思想、诗学思想、审美理想的来源、特征有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杜甫读书会举办六次，我所提交的论文都是在此思路下考察所得的一些结果，如果能够说我目前在这方面初步摸索出了一点儿路子的话，那其实是杜甫读书会的“逼迫”和李浩师的启发，两种力量的结果。
现在回想自己15年的杜甫研究历程，我依旧有恍惚不可思议之感。我到首都师大、西北大学求学，到河南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最初都没有带着杜甫研究的目的，没想到却都受到了有关杜甫的启发和感染。我第一次给《杜甫研究学刊》投稿，第一次到草堂拜访，第一次参加杜甫读书会，都带着羞怯和惶恐的心情，但最终却都一见如故，很快便对之有家园的感觉和眷恋。这是为何？也许是杜甫本身和杜甫研究界所特有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所遇到的老师、同仁们，不仅都深于杜甫研究，而且富于和杜甫相通的精神气质，他们都善于在学术教导和情感感染两个方面教益我。如果总结我这15年的研究有什么收获，我想，我从一个一直视杜甫研究为不敢触碰之畏途的懵懂学生，到最终发现它也是一个有温暖、有感动的令人眷恋之途，这应该是最大的收获。杜甫在草堂时赠南邻朱山人云：“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过南邻朱山人水亭》）我所遇到的诸多师友身上及整个杜甫学界中，其实也充溢着这份浓浓的“道气”，也许正是它的感染和吸引吧，我对杜甫研究从最初的畏怯蜕变为了孜孜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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